需要输入哪些“中国参数”，西方经典的管理模型才能生效？中国的商学院是否正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对话嘉宾：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副院长Steven J. Dekrey
美国凯洛格商学院高级副院长RobertP.Magee
·在亚洲，人们也许会考虑政府、家庭和文化等独特的“亚洲因素”对工商管理实践的渗透，但西方国家工商管理的根本在于它的职业性。
·我们所致力于研究的是“持久知识”（Durable Knowledge），这也正是我们希望提供给学生的。
·一条途径是许多教授专门做跨文化的研究，他们会研究不同文化环境下经理的行为；另一个解决途径是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和多元化。
中外联合办学似乎已经成了国内MBA教育的主流路径，对此，支持者的论据是：从机器大工业时代以来，每一次里程碑式的管理新论都是诞生于欧美大地，中国尚未有“纯种”的中国管理理论。但是不论是不断涌入的跨国公司，还是正在崛起的本土企业，都意识到这个庞大市场所带有的“中国特色”。那么要输入哪些“中国参数”，西方经典的管理模型才能继续发挥效用呢？
那么中国的商学院是否开始思考如何在教育中融入中外管理文化精髓？全球顶尖商学院的教授们又该如何把发源于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融入中国实践中？
4月17日，在最新一届EMBA的毕业典礼上，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副院长Steven和美国凯洛格商学院的高级副院长Magee接受本报的专访，对当前商学院教育中的上述几个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在FinancialTimes杂志2004年全球EMBA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和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联办的EMBA位列第六。）
西学中用？
《21世纪》：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商学院MBA或EMBA教育，其主题的理论往往是崇尚西方近代的管理学理论。我想知道的是你们是如何来定位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是否会有意识地关注“亚洲因素”，或者说在思考“西学中用”的问题？
StevenJ.Dekrey：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一个事实是，MBA教育发源于西方国家，它所传播的内容也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我们在亚洲传授这些理论时，不必（因为是在亚洲就）传授完全不同的知识，但是有必要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修改，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并不是说在亚洲，它就是一种全新的MBA，它只是需要新的方法加以调整。
在亚洲，人们也许会考虑政府、家庭和文化等独特的“亚洲因素”对工商管理实践的渗透，但西方国家工商管理的根本在于它的职业性，这正是MBA的内容，它传授的是普遍性原则，它本身不是文化，而是如何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要教会学生的。
拿市场营销来说，也许在中国、德国和泰国，营销手段会稍有各异，但它们采用的原理可能是西方营销学长期以来的研究成果。
陈家强：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一开始就定位于要做全球性的著名商学院，虽然现在我们的排名已经是全球前10位，但是当初刚开始时，我们的确作好准备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西学中用”这个课题的确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一个很独特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商学院要解决“西为中用”的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欧洲国家在看待管理文化时也会有类似的想法，即如何把美国的管理理论应用于欧洲企业，所以西方国家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从我们学生的反应来看，欧洲的公司跟美国的公司有很大的不同。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的公司与中国的企业更相似，例如有许多家族企业，它们的管理是相近的。
所以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并非单纯的“西学中用”的问题，它是不同国家都会碰到的问题。而且即使是在美国国内，这些管理理论也不是放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更不能盲目应用，你要注意它的适用性。
从科大来说，我们不会单纯把解决“西学中用”作为我们的目标，管理教育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把各行业的管理理念提炼出来。所以我是希望把“西学中用”这个问题放大来看，怎么把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最好理论提炼出来，用于解决不同企业的不同问题。
“适销对路”
《21世纪》：请问Magee教授，西北大学近20年来一直保持名列全球顶尖商学院之列，如果说商学院是“工厂”，MBA学生是你们的“产品”。那么您是如何来保证这些“产品”适销对路？
RobertP.Magee：首先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在制造产品，我也不同意说MBA或是EMBA学生是产品，我们把他们看作是我们的伙伴，特别是就科大的这个EMBA来说，我们当这些高层管理人员是我们的高级合作伙伴。
从某种程度上说，的确我们是在“生产”，但这和生产汽车等产品是不一样的，汽车不会参与到你的活动中，而我们的学生却是活生生地参与课堂讨论，而且会向我们反馈各种信息———对我们来说，这比外界的所有评论或是排名都更重要。
要让一个人掌握在全球都适用的技能应该说是很难的。就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来说，它可以提供学生某些方面比其他商学院更特别有优势的技能，但在有些方面，则做不到。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知识框架及理论，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