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经批判过一些中国人的“古已有之”的情结：把所有现代的东西，都拿到古代去寻找依据，然后又用古代的某些东西来代替现代的东西，提出了一些“看上去很美”其实似是而非的“灰色幽默”式的命题和结论。然而，这样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其实屡见不鲜，最近台湾大学教授曾士强所大力鼓吹、并被大陆企业界一些人士所追捧的“中国式管理”，就是“范仲淹的雷锋精神”这类思维方式所产生出来的伪命题。
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按照曾教授的解释，就是“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它强调管理就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中国式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因而更具有包容性；以易经为理论基础，合理地因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人事现象；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而事业只是修身、齐家、治国的实际演练。”
这个定义，包含着曾教授的几个重要论点：第一，中国有“管理哲学”；第二，“中国管理哲学”可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第三，中国式管理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第四，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合理化管理”；第五，只有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来从事管理。
下面，我想对这一定义及其所包含的论点提出自己的疑问：
一，中国有管理哲学吗？笔者当然不否认，中国的哲学思想里面包含有管理思想，或者说，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里面，有些是可以对管理科学有所启发的。但这样的思想是零星的，是散见于中国的各类典籍中的，是不成体系的。中国不但没有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对“管理”提出一系列的理论或思想，甚至也没有谁把中国哲学家们的这些零星的思想进行整理过，所以，传统中国还远远说不上有“管理哲学”的存在。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管理哲学”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其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儒家主张“修己安人”，主张“治心”，法家的代表韩非则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道家干脆就说“无为”。不但各派相争，而且同宗相异。儒家代表中，孔子，荀子，孟子，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态度和观点都大不一样。那么，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究竟指的是什么？是哪一家哪一派？管理思想是要运用到实践中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 要是遵从中国式管理哲学，究竟是要儒家的“治心”，还是要法家的“规矩”，还是干脆都不要，“无为”？曾教授自己也说过：“从管理科学来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来看，又有中国式管理。”那么，如果“中国管理哲学”是个伪概念的话，“中国式管理”又毛将焉附？
二，“中国管理哲学”可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吗？我们知道，“现代管理学”是从管理大师德鲁克写于1946年的《公司的概念》开始算起的。因为在德鲁克之前，所有的企业管理几乎都是在谈论“企业和利润”，从德鲁克开始，才谈论“组织和绩效”，所以德鲁克才会怒道：将管理的目的看作是获取利润，简直是驴唇不对马嘴的胡说八道。实际上，德鲁克自己早就说过，《公司的概念》并不是描写“企业管理”的书、而是描述“组织管理”的书籍。而中国的“组织管理”，是脱胎于中国奴隶社会、发扬光大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根据的家族式管理和独裁垂直式管理，它是适应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的，这种管理方式早已无法适应工业时代和知识时代对组织管理的要求，也已经跟不上中国融入社会的步伐。非常遗憾的是，一些中国的教授、学者，对于德鲁克的巨大贡献也是一知半解，而所谓的结合中国特殊国情等典型的中国式的智慧语言，在错误地解读着现代企业组织管理。
第三，中国式管理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吗？即便我们承认“中国式管理”的说法，那么，它可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吗？笔者对此深表怀疑。首先，一种管理思想必须有它的载体来作为“论据”。而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却缺乏这样的载体。曾经有好事者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归因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精神，但仔细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就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韩国文化中有中国儒家文化的成分，但它和日本文化一样，一方面是在吸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扬弃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糟粕的基础上，揉和了浓烈的民族特色文化，另一方面，又是在大量吸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韩国特色的文化。香港文化中既有中国文化传统，又有英国文化的大量渗入。新加坡文化和台湾文化一样，基础是儒家文化，但精神却是西方文化，具有现代化的韵味。而且迄今为止，在儒家精神的本部——中国大陆，从“中国式管理”走出的国际性大企业数量也太少。2004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前50名当中日本企业仍占7席，中国只有1席；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营业收入1531亿美元、排名第6，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营业收入583亿美元、排第46名。很显然，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