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很多校董一样，熊晓鸽很看重校董这个“最高的荣誉”，反而觉得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及亚洲区总裁的头衔并不重要。2004年，熊晓鸽在当年留学的波士顿大学设立了他个人名义的新闻奖，第二年，他当选为该校校董，参与学校管理。“我应该是中国大陆去的留学生里面第一个进入美国主流大学做校董的。”
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校董会已经存在了上百年。美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组织有各种模式，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校长和校董会。校董会（及下设的多个委员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校长的任免，决策学校的办学、规划、投资等重大事务。校董会成员通常是教育领域之外的社会知名人士，包括企业家、政府官员、退休人士等——这既是一种个人荣誉也是一种公益行为。
简单地说，“校董就是帮助学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熊晓鸽说。但同样是董事（做预算、审计、决策），校董和公司董事有什么区别？国外校董会是非营利组织，中国的校董如何处理商业和公益的关系？如果说当年的大学教育改变了企业家的命运，他们心存感激，那他们通过做校董只是一种情结呢，还是想改变更多？
校董的角色
近几年，李嘉诚在内地做过数次影响很大的演讲，如2004年“奉献的艺术”、2005年“管理的艺术”及2006年“打倒差不多先生”，它们都发生在当年的6月28日，而且，是在汕头大学校董会会议期间。
汕头大学是李嘉诚的慈善事业中重要的部分。“二十年前这里原是一片菜花飞扬的农地”，在2002年汕头大学毕业典礼上，李嘉诚说自己“内心的激动不是语言能表达的”。按照汕头大学章程：校董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汕头大学的领导，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积极的实质性的工作，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进行审议和指导。校董会由25名董事组成，主席由广东省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人担任，董事由与汕头大学实际工作有关的人员和学术、教育界，医疗、科技等界别的知名人士担任。
“今天商业社会的进步不仅要靠个人勇气、勤奋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建立社群所需要的诚实、慷慨，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公平、更公正的社会。”2004年，参加汕头大学第六届校董会第二次会议时，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在“奉献的艺术”中谈到了商人在现代社会的作用。范蠡和富兰克林是理念对比，校董会则是完美实践。
在美国，有两种方式回馈教育，一是捐款，如网景创始人吉姆。克拉克、雅虎杨致远向斯坦福捐赠1.5亿美元和7500万美元，甲骨文拉里。埃里森向哈佛捐赠1.15亿美元；二是在母校咨询委员会或者董事会担任职务，如普林斯顿大学36位校董中既包括福特汽车董事长，也邀请在读留学生，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曾是校董。
“非营利组织也需要人来管理，需要钱，要有一个董事会和CEO，”熊晓鸽说，“校董的期限一般是12年，可以连任两届，然后会授予你‘荣誉董事’。”
常春藤（The Council of Ivy Group Presidents）流传一种说法：普林斯顿由校董掌权，哈佛由校长掌权，耶鲁由教授掌权。实际上它们都由校董会掌握最终权力。而企业家校董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1968年对1100所高校董事会成员的调查表明，企业家占34，洛克希德18名经理中有10人曾任校董。
与美国高校由校董会决策不同，中国的高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董会出现得比较晚，是咨询性的，学校的重大事务在听取校董建议的基础上由校长来决定。但校董会也有一定的历史：1912年，孙中山成为复旦大学第一任校董，其“天下为公”也题予复旦的学生；上世纪30年代，校董会在东北大学（张学良兼任校长）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校董会也是成功案例。1996年，东北大学校董会恢复成立，共100多个企业董事（如宝钢、首钢）。2003年，由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华能集团等7家成立华北电力大学校董会，堪称创新。
2005年9月，复旦百年校庆期间，举行了海外校董捐资助学表彰仪式，十多位海外校董携夫人出席，其中香港东方石油董事长刘浩清捐赠“特聘教授岗位”项目，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民捐建正大体育馆项目，美国友邦保险谢仕荣捐赠史带楼项目，香港东方海外董建成捐赠“董氏东方奖学金”，润泰集团尹衍梁设立光华奖学金，香港瑞安集团罗康瑞捐赠“瑞安-复旦学生海外交流基金”……这些捐赠金额达上千万元。
“做校董还是很有意思的，比管公司还复杂一点。”熊晓鸽说，“公司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但股东代表不可能那么多（波士顿大学有34个校董），大学董事会不是代表股东的利益（这又分公立和私立大学），但有一些是相同的，董事会聘用和解雇校长；不同的是我们不赚钱，这完全是一个公益义务性的活儿。”
教育改变命运
2006年8月，耐克创始人菲尔。奈特向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捐赠1.05亿美元，这是全球商学院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