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在北京摩托罗拉大楼后面的雅诗阁公寓进行，时大鲲准时出现在大堂，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此前记者告诉他将有摄影记者随访，他不忘问：“那应该穿什么衣服？是不是要着正装？”但即使他全套正装，也丝毫不显得拒人于门外。
插上通行卡，时大鲲领着记者前往公寓会所，里面有一个健身房，时大鲲说，他要求自己每周都要去三次，如果只去两次就会感到愧疚。
自从他2003年12月就任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以来，他一直住在这座公寓，但前不久他买了一套房子，他戏言自己终于成“有产阶级”了。这位曾在美国、日本、韩国和香港辗转的跨国企业高管，终于在北京“定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没有刻意去规划，但上帝似乎一步步把我领回中国，让我慢慢地向自己的理想靠近。”
“一大圈下来，我越走越兴奋，感觉使得上劲的地方越来越大。在日本毕竟有东瀛文化的隔阂，来到香港，虽然大家同是中国人，但只有回到这边才不会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很直接利落。”
时大鲲这一番话也可以从唐骏、李开复等人身上找到回应。在触及到世界级企业的巅峰后，时大鲲的理想在哪里？
我能体现什么价值？
美国华人高管流行着这么一个说法：“做到一定层次后，要么回到中国，要么自己做。”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和公司最高领导人很难达到无障碍沟通，即使他们在美国跨国企业浸染多年。时大鲲说，要把世界融在心中，才能成为世界级经理人。但世界上哪个地方能让这些华人高管真正感觉宾至如归？
1988年，37岁的时大鲲就任通用电气日本区总经理，来接机的日本经理愣了一下，他以为美国公司派来的是白人，由此发生这么一段对话。
“你是美国人吗？”他问，也许一个中国人要做他的老板，多少令他心理有点不平衡。
“我是来帮助你的人。”时大鲲说。
“你在美国住了多久？”对方接着问。
“我在美国住了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帮助你。”时大鲲回答。
在跨国企业28年历任不同角色，时大鲲觉得最重要的调整是自我观和价值观：“我为什么要来，我来能体现什么价值。”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任，会首先问自己这个问题。2005年4月5日，当摩托罗拉宣布他卸任中国第一阵线的中国区总裁一职，转而专注亚太业务地区业务开发时，时大鲲也不免要重新思考这两个问题了。
对于职位的变动，时大鲲曾对媒体说：“我认为人生的路上，肯定有些事，不完全出于自己掌控的。更确切的说，人生大部分的事，其实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的。”
回头看时大鲲走过的路线，似乎不经意，但“过去点点滴滴想起来感触很多，我一直觉得自己可能回到亚洲的感觉也不是没有道理。”时大鲲现在仍然记得他目送大儿子上校车的一幕，上小学的大儿子被迫从后门上车，感到受欺负的儿子对他说：“爸爸，我不想上学了。”为此，时大鲲一个多月来站在上车点看着他儿子上车，后来干脆开车送他上学，时大鲲庆幸当时这么做了，因为他觉得“这个投资的感情回报太高了！”
而后来大儿子的一幅画让他最终决定向公司申请调到亚洲来。在画里，一个黑色头发的小孩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很多小朋友在操场里玩，画的标题是“有朋友多好”。“我一看心里就觉得很凉”。于是1988年，他携家前往日本就任。但为了儿子能和美国高等教育顺利接轨，时大鲲又于1996年回到美国，那时他已经是通用电气最年轻的副总裁之一。最后，韦尔奇说：“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领袖，必须在世界各地都呆过，你一定要去欧洲。”而时大鲲认为：“没有说非要去哪个地方不可的事情。”时大鲲选择了离开。
他把自己的人生次序用5个F来排列，首先是理念或信仰(faith)，然后是家庭(family)，公司(firm)、娱乐(fun)和未来(future)依次排在后面。婚后他曾向妻子承诺十年内不出远门，过去十年他坚持晚上11点到第二日早上7点之间关掉手机，“我是个不担心未来的人。”时大鲲说。 “Enough is enough，人生要获得平衡首先要有先后次序。”
我现在特别想帮助中国的企业家
事隔7个月后，当记者再次提起那一次人事调整，时大鲲说：“我后来也想通了，公司的确有这方面业务的需要，能将中国的成功经验带去其他国家，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他的5个F该怎么摆？“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亚洲这么大，人生这么短，哪个地方你能发挥最大作用？我相信一两个月后会有答案。”
现在，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工作，未来的去或留，他的理由将是什么？哪里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边际效应，是时大鲲在思考的问题。交谈中，时大鲲对中外企业的人才机制和企业文化缕缕分析，“我现在特别想帮助中国这些企业家。”
能说出这句话，也需要些底气，时大鲲是能对此轻描淡写的人之一。11月8日，他刚参加了一个公司治理的研讨会，再过些时日，他又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国际MBA的国际论坛，并代表企业界讲企业社会责任。面对这些由企业老板和高管组成的MBA学员，时大鲲有问必答，条理清晰。工作外的时间他常常用来和别人聊天，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学习。如他所说：“职位做到越高，技术层面的东西就越少，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