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她一手缔造了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
5年后，她退出商界，回归文化领域
杨澜：我不是一个好商人
蓝色牛仔裤、浅色毛衣，短发、淡妆，坐在秋日的阳光里，杨澜看起来精神不错。往往问题刚一落音、就被自然地接过去，接下来，只需静静地倾听，直到停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杨澜爱笑，说着说着就呵呵乐起来，像《天下女人》里的，自由随意。
自1994年离开中央电视台赴美留学以后，她又相继和东方卫视、凤凰卫视、湖南卫视合作，主持了《杨澜视线》、《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主持人转变为独立电视制片人，从娱乐节目到高端访谈，再到探讨女性成长的大型脱口秀节目。每一次转型，都令人耳目一新。
但杨澜最大的转型却不是上述种种。2000年3月，杨澜和丈夫吴征收购香港上市公司良记集团，并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杨澜任主席。自此，杨澜跨入商界。
彼时，资本市场上的传媒概念股风头正劲。收购之初，公司股份暴涨20倍之多。同年8月8日，满载杨澜人文理想的阳光卫视正式开播，这是当时大中华区第一家华语历史人文主题频道。但杨澜未能料到，阳光卫视竟成为了她事业上最大的挫折。短短3年间，阳光卫视累计亏损超过两亿港元。2003年6月，杨澜宣布将阳光卫视70的股权卖给内地一家传媒集团。自此，杨澜退出了卫星电视的经营。
今年7月，杨澜不算完满的5年商业之旅画上了句号。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营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同时辞去了包括阳光媒体投资董事局主席在内的所有管理职务。
此举意味着，杨澜已从商场抽身而退，重回她所熟悉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
杨澜参与公益事业由来已久。曾担任过国内各种大型慈善活动的形象大使。但不局限于此，在胡润今年4月制作的“2005年中国慈善家榜”上，她位列第四。
从文化界到商界，杨澜获得过的荣誉不少——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泛亚地区20位社会与文化领袖之一等等。
有人说，杨澜是这个转型时代的一个符号，是一个“大智慧”的“小女人”，是职业女性的完美典范。
杨澜说：“在各种角色不断转换过程中，我就是想看看自己到底能飞多高。做好主持人，就想做好制片人，做好制片人，就想做传媒公司。这还不够，还想做一个好母亲、好太太，好媳妇、好女儿。当这些都加在自己身上的时候，身心会不堪重负。”“不但我个人如此，这也是这一代都市女性的困惑。”
记者：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是你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杨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挫折。其实这个问题特别能说明我先生为何说我是个很固执的人。(笑)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当时就是真心喜欢纪录片，开始做阳光卫视。
在先生的帮助下，融得了第一笔两个亿的启动资金。当时非常有信心，阳光卫视：华语历史人文纪录片主题频道，整个大中华区第一家。现在想起来，真是个理想化的头脑，结果一下子撞到现实的硬墙板上。我想要是别人会赶紧转型做别的，但我是那种死不回头的人，别人已经劝不动我了。
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很难再融资了。其实那时候，我们真是应该转型了。可是我总觉得再坚持坚持就有希望。今天想起来，我还是很感谢我的先生。在遇到很多困难的情况下，我先生还是支持我，我们俩又自己投资了一笔大资金，继续这件事。直到后来知道，这个商业模型是很难成立的。
记者：2003年出售阳光卫视，是不是个很痛苦的决定？
杨澜：这种痛苦是双层的吧，一层是觉得愧对那些一开始投资这个项目的人。这种心理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个自我的否定。其实你尽管满怀热情，但这路没有走通，也有一种灰心的感觉，觉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而且有时候用价值的判断标准代替了冷静的商业思考。
有人说，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笑)。
记者：你是个好商人吗？
杨澜：我后来也在反思，杨澜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曾经说，我要做一个文化商人，因为觉得中国缺文化商人。
我一点不轻看商人这个称呼，自己经商这些年来，对那些能够在各种多变的环境下取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满怀敬意。“重学轻商”的这种传统思想我一点没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商人。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懂商业的文化人。应该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对商业懂得了一些皮毛。但是我想，我这个人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文化上的。商业对我来说，需要了解它的规律，虽然这种了解有时候要付出高昂的学费。我就是没有经商的天分。
记者：回到文化领域，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杨澜：我也这么认为。我认为自己是在回归。但是这种回归要在6年前告诉我，你的命就是这样的，你不会信的，因为你还没有试过。
所以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