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位于城郊的独栋别墅，草坪修剪整齐，迎春花在路边盛放。两个小孩，大的上小学，小的在日托（day care），一只狗，总睡不醒的样子。丈夫每月从单位拿薪水，同时开出包括分期房款在内的13张以上的支票，妻子是个家庭主妇，天天在家绝望。周末，好友的汽车把家里的停车场挤满，树叶一片片地往下掉，孩子们挤着小脑袋在树下研究蚂蚁的作息，各种肤色的大人，嘴里吧唧着炸薯片，在时光的流逝中一圈圈地发胖……
这样的画面，我们在电影里经常可以见到。电影中的人物，似乎成了美国富足中产阶级的标准像。当我们把目光从电影转到现实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中国找到这样一群人。我们很难给他们下定义，但我们认为他们应该会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当这些特征集中地出现在某个人身上，我们知道他就是我们想找的人。
在2006年，我们注意到有这样一份报告，它恰好给我们提供了如下一些“证据”：他们都在50人以上的企业或者单位中担任部门主管及以上职务，年收入平均在18万元人民币左右，德系车是他们的最爱，喝酒时最多人选择芝华士和长城葡萄酒，浪琴和欧米茄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腕上，聚会聊天和喝茶品茶是大多数人的休闲。他们处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据说他们的数量在五十多万，有人把他们叫做“高级商务人士”。我们关注他们，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关注他们，因为他们日益独立，同时又对周围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论收入和社会地位，他们够得上一份有品质的生活，因此，我们同时关注他们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我们关注他们选择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选择。
从一份报告说起
2003年，沈颖和他的同事们发现，那时的中国不乏对一般居民的大众调查，但对分众人群的研究却少之又少。那时他们所在的公司——成立了8年的央视市场研究公司（CTR）已经进入股份改制后的第三年，这个中国领先的市场研究机构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关于分众人群的研究产品。
沈颖说，以前针对高端商务人士的调查在国内仍属空白，“而这部分人群，已经形成一个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群体，包括企业、广告公司和媒体在内的实体都非常关注这个群体”。就这样，曾任职于法国Canal 电视台和外国调查公司多年的沈颖，以CTR媒介与产品研究总经理的身份开始了2004年的《中国商务人士调查》（CBES）。这次由国内某财经杂志推动的调查，可以算是专门针对中国商务人士的最早的一次深入调查。
连续三年，他们到全国几大城市去做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五大类：人口统计特征与在企业中的影响力，生活形态与休闲活动，报纸、杂志阅读行为，电视、广播和互联网接触行为，最后是IT、旅行、保险、家庭汽车、住房等各种产品的消费。作为样本，调查对象被设定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数万企业中的商务人士，来自包括财富500强公司、国际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在内的许多企业。2004年，样本数是2606个，推及到34万人左右。到了2006年，调查的样本增加到3800个，城市也增加了武汉、杭州、成都、大连，商务人士的数量则从2004年的34万增加到2005年的50万，到了2006年，这个数字变成55万。
一个特殊的群体
一个突然被分割出来的55万人的群体自然值得关注，首先，55万这个精确的数字是怎么得来的，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疑问。
负责2006年《中国商务人士调查》的邓世勇经理向记者介绍，他们以《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库为抽样框，随机等距抽取企业样本，然后在每个样本企业中最多抽中三名被访者，最后才得出55万这个数字。“从数量上看，每年在以5％-8％的速度递增。”
当2005年调查报告出来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样本和群体总数都有了明显的增加，当时沈颖对媒体解释，因为加入了一些中高级公务员的样本，比如处级和局级干部。她的看法是：有些国有企业的一把手是同时兼任政企两个身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将他作为商务人士考虑，而不是一个官员。“至于2006年商务人士数量的增加，是社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分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商务人士的岗位并不属于像公共设施服务业、餐饮业、医院、军队、学校、房地产管理等这些行业，2004年的报告中，这一点被明确注明。
“按这样的调查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既然这是一个有关商务人士的报告，像餐饮业、房产经纪和物业公司这样一些企业有什么理由被排除？还有，为什么一定要界定是50人以上的企业？不同行业应该有不同的界定。”一家市场调查机构的研究人员对记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沈颖认为，“之所以没有把50人以下的企业考虑在调查范围之内，主要是因为这类企业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