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层次：符合逻辑
即人们根据某种管理理论一定的前提假设，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当然这并不排除某些反常规逻辑、反传统思维的管理理论，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就算是达到了第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对管理理论最基本的要求，如果缺少符合逻辑的假设以及基于此假设推导出来的结论，该管理理论甚至连“猜想”的资格也不具备。
逻辑是任何理论的生命线，不符合逻辑也就不能成为理论。社会科学主要使用的逻辑方法有两种：归纳法和演绎法。这里主要谈谈管理理论的“逻辑陷阱”，即在使用两种逻辑方法时无意之中可能犯的错误。
波普说：“不论多少经验事实，都不能证明一种理论命题。”归纳法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根据少数或者多数同类现象推导出一个绝对的结论。《韩诗外传》中记载了一段有意思的对话，魏文侯问了智者狐卷子五个问题，分别是能否将贤能的父亲、儿子、兄长、弟弟、臣下作为依靠，都被狐卷子否定了。魏文侯问原因，狐卷子则分别列出了每个问题的一个反例，以示君主治国只能依靠自己。这是运用归纳法的一个生动说明。像此类具有“诡辩”色彩的轶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可谓数不胜数。“理论不是由经验事实归纳出来的，而是用批判的理性思考演绎出来的”（波普语）。相比较归纳法而言，演绎法不容易得出绝对结论，但是它的一个主要缺陷是严重依赖于前提假设的准确性以及适用条件的明确性。众多管理理论之所以在应用的过程中“南橘北枳”，正是因为应用者忽略了该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适用条件。
一般的观点是，东方人善于归纳，而西方人善于演绎。东方人可以从多年的星相观察中精确地推导出某种星相出现的时间（归纳），而西方人却可以推导出精确而简约优美的宇宙定律（演绎）；东方人可以从千年的“尝百草”中制造出神秘莫测而又标本兼治的中药（归纳），西方人却可以发展出基于精确化学与生理学、集中于“病灶”的西药（演绎）……东西方逻辑差异由此可见一斑。这两种逻辑各有优点与缺陷，无论是对西方管理理论的“移植”，还是创建中国式管理理论，都必须结合东西方逻辑的差异。
著名学者汪丁丁指出：“从最简单的逻辑，可以找到几乎无限多的逻辑链条连接到复杂叙述的同一个结论。‘日心说’和‘地心说’都可以解释行星轨道，欧几里德几何和黎曼几何都可以解释局部空间特性，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统一场论）并行发展……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解释就更加如此，在每一个领域内都充满了互相竞争的理论。”管理理论的学派纷争主要表现在逻辑方面，不同的逻辑可以完美地推导出相同的或不同的结论。
第二个层次：解释现象
这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对于尚处于发展之中的某种（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现象，人们根据该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该社会现象的成因、甚至推测该社会现象的发展趋势（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观点，推测与解释是同一回事。假若我们推测某一些情况下，由于某种缘故，某一种现象就会产生，那么这现象的产生就算是被解释了）。其次，对于已经成为历史的某种社会现象，人们根据该理论的逻辑可以解释该社会现象的发展过程。如果不具备解释任何社会现象的能力的话，一种管理理论至多只是“猜想”。
从字面理解，“现象”一词为动宾结构，意为把大象展现出来。因此，稍不留意就可能成为“盲人摸象”。管理理论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主观原因，即解释者个人知识的局限性（只能凭借有限的知识解释复杂的现象）、自证倾向（即有意或无意地接收和搜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同时排除不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或不相关的事件，这也是人类普遍的一个特点）和解释者对现象的“玷污”（即解释现象的时候，现象就已经不是原来的现象了）—“不受理论影响而又能作为理论之基础的纯粹现象是不存在的”（孔茨语）。客观原因，即社会现象因果律的模糊性，包括事物间的普遍联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气象学家洛伦兹1963年提出的“蝴蝶效应”证明了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由细微变化经过连锁反应可以导致结果的巨变）、因果循环（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互为因果的）和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纠结（偶然中存在必然，必然中存在偶然。对于偶然性因素比例较大的社会现象，用必然的逻辑解释可能会比较牵强；而对于必然性因素比例较大的社会现象，用偶然的逻辑解释则可能会比较玄乎）。韦伯也认为社会科学的因果性与自然科学的因果性有所不同：社会科学的因果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概率性关系，反映的是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关系，而非必然性关系。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革命家看到抗争，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才子佳人看到缠绵悱恻，这就是主观原因造成的解释能力片面性。“在社会现象的任何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