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少数精英人士不但控制着公权力，而且掌握着社会的话语权。每当社会出现矛盾或者出现重大分歧的时候，少数精英人士不但能够设置重要议题而且能够左右舆论的导向，影响社会讨论的最终结果。中国社会的这种现象有悖于现代市场经济多元化的要求，堵塞了社会弱势群体改变自己命运的通道，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产生严重的社会危机。
之所以出现精英控制社会的局面，是因为我国的制度设计存在不合理和社会价值观念出现了变异。首先，“议行合一”致使各党政机关的官员同时又是民意代表。换句话说，只要能够在党政机关，乃至其他权力机关担任领导职务，从理论上来说就具有了民意代表的资格。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来自公权力机关和来自国有事业单位的人大代表超过90，来自工农第一线的基层民众代表很少。这样的制度设计虽然有助于提高决策执行效率，但是由于执行机关同时也是决策机关，决策机关同时又是监督机关，所以一旦政策出现偏差，所带来的破坏性将会很大。不仅如此，由于普通公众较少通过民意机关表达意见的机会，所以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缺乏应有的热情，对国家政策的实施存在着或潜藏着不合作情绪，导致政策的执行成本越来越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了推行政策，不得不在人员配备上加大力度，党政机关“精简——膨胀”的现象反复出现。加之许多党政官员缺乏沟通意识，党政干部增多反而使干群之间的关系紧张。
其次，从社会价值观念来看，“胜者通吃”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公共领域，不论是商业化运作的“造星运动”，还是在学术领域领导者的遴选程序，都存在着价值观被扭曲的现象。现在，“造星运动”使得西方国家的明星制度发展到极致，以至于一些依靠出卖色相或者制造耸人听闻事件的演艺界人士，通过吸引公众的眼球，不断地炒作，从而占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而那些默默无闻创造财富的劳苦大众，却被媒体逐渐的边缘化。这种“造星运动”与精英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少数成功人士就是依靠缠身的绯闻努力跻身上流社会，从而成为所谓的精英分子。这些人不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是财富的占有者、浪费者。这些人的成功之道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年轻人以为，要想真正拥有财富，不需要脚踏实地辛勤劳动，只需要通过制造新闻、吸引公众的注意就足够了。
这种精英主义的出现不仅加剧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性，而且导致整个社会价值观念出现剧烈下滑的趋势。在这样的社会里，责任感和公民意识几乎成为一种反讽，只要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晋身上层，就可以坐享一切。而一些在基层苦苦挣扎的普通公众寄希望于在互联网等虚拟的世界通过制造怪异的明星，寻求心理上的平衡。有人为了一夜成名不惜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念，迎合公众的低级趣味。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成功人士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左右他人的命运。而在虚拟的世界或者戏曲舞台上，少数人通过自己的出格表现，吸引公众的目光，进而获取商业利润。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的强烈反差，使得社会处在一个不正常的状态，普通民众通过虚拟网络发泄自己的情绪，制造自己的明星，幻想成为公众注意的对象；而那些拥有一官半职的人士却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左右逢源，他们“学而优则仕”，“商而优则仕”，逐渐地控制着社会的资源。在这种相互平行发展，又互不隶属的两个世界，权力在不断地放大，情绪也在不断地酝酿，矛盾在不断地集聚，社会不断被扭曲。
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够让公权力控制私人的权利，更不能通过堵塞普通公众发泄的管道来粉饰社会。而应该建立一种人人分享的体制。和谐社会的本来含义不仅仅是指物质上的满足，其落脚点就在于创造一个人人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远远不是中产阶级这样一个概念所能够囊括的。如果说中产阶级意味着物质上的富足，那么，取代精英社会的平民社会才是和谐社会的真正表现。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不但拥有赖以安身立命的财产，而且能够通过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实现整个社会财产的合理分配。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机会参政议政，都有机会将自己的意愿上升为国家的法律。这样的社会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和谐社会。
作者：乔新生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