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成为政府、学校、家庭和学生本人关注的焦点，而社会心态是影响毕业生就业率的重要因素。
社会心态现状
一方面，从职业身份和行业部门的选择上来看，毕业生在选择所向往的职业时，公司、科研机构、党政机关的职业是排在前位，而选择到生产性企业工作的毕业生比例，即便是工科的毕业生也相当低。现实中，党政机关目前只能通过公务员考试接收少量应届毕业生，而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也进行向企业转制的改革，接收的毕业生数量也极为有限。从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改革的形势看，非国有单位发展迅速，很多三资企业、股份制公司、民营企业成为接收大学毕业生的又一主渠道，但毕业生选择这些单位就业还仅限于大中城市，到乡镇和县区民营单位的几乎没有。
另一方面，从就业地点的选择上来看，绝大多数毕业生把理想的就业单位选择在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以及沿海开放城市，几乎无人选择县城及乡镇。即使不能在毕业派遣前找到合适的接收单位，很多毕业生也要逗留在这些大城市，成为“漂流一族”。此外，“高薪”是毕业生择业时考虑的重要因素。虽然近年来，毕业生在与用人单位洽谈时注意到了一些技巧，不会一上来就谈工资和收入，但在签约时，高工资、高收入仍是毕业生决策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当前社会上比较热的专业毕业生的薪金要求不断攀升，即便是大城市里的用人单位，如果工资低，对毕业生的吸引力也不会太强。
社会心态分析
教育作为一种消费，有着它特定的消费心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对人才的渴求和人才的竞争日趋激烈。为了能在竞争中取胜，对于许多家长而言，教育就不光是一种消费，更是对孩子未来的投资。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表明：81的城市居民认同“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看法，60的人表示为了孩子读书，举债也在所不惜。“高投入”必然会有“高回报”的预期自然是很正常的。
从传统观念的角度来看，在教育史上高等教育都是以精英教育为主，强调大学精英的特殊性，诸如研究高深之学问，培养大师等。大学作为精英教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我们历来都是把大学生作为“干部”来培养，所谓“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是在他们父辈的教诲下，经历了从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激烈竞争，挤进大学校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种“人上人”的优越感正是毕业生择业时对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苛求的内在原因。
现实中，毕业生的工作需求是那些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前景好的工作岗位，即便对于那些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不稳定的岗位有挑选余地，由于两类工作所得利益的差别大，而且，对于毕业生今后应聘前一类工作岗位没有帮助，他们也不会去做后一种选择。“宁为凤尾，勿为鸡头”的心理在择业时较为普遍。
此外，毕业生就业的社会心态和学校的宣传和引导也有很大的关系。学校在对学生进行指导时很重视成功教育，常常是邀请一些成功人士到学校，宣传成功之道，或是找几个创业者，谈谈自己的创业经历。但这些人的经历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的毕业生而言，他们更需要生存能力的指导，例如，如何在平常的岗位和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如何面对挫折。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以财富和名利为标志的，似乎平凡者就不是成功者，这些都会给毕业生的择业观的形成造成误导。
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对待不同学科专业、不同地区和院校毕业生的差异十分显著，所公示的招聘条件却比较含糊，一些单位有意在招聘说明中模糊专业、学历概念，以期广纳人才，使毕业生产生一定的困惑。攀比心理自然就抬高了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更有个别用人单位利用高薪吸引毕业生，但在签定协议后却不履行诺言的失信行为不仅伤害了毕业生，同时也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心态，使他们在决策时过于谨慎。
从国家和社会角度来看，由于我国是一个地区、城乡差别十分明显的国家，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单位的人员工资福利状况差别也十分显著，加之我国劳动人事、户籍、住房、医疗、保险等方面制度还不完善，劳动力的流动还比较困难，这些因素严重影响着毕业生就业范围的选择。在大城市里上的学，城乡差别的对比、地区差别的对比，使毕业生选择毕业后留在都市里，即便找不到接收单位也要留下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
不良社会心态具双重危害
毕业生是不良社会心态的直接受害者。“投资”不能如期地取得“回报”这样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毕业生如果因为找不到“理想”的单位而待业，一方面随着知识的更新速度的加快，原来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会逐渐变得陈旧，另一方面在“等待中”毕业生的年龄优势也会减弱；再有就是毕业生在待业过程中还会给家庭带来经济上和心理上的损失。
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受到影响。人力资源理论认为，对国家来说，国民的人力资本可视为一种国家生产要素，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会更多地代替其他生产要素。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劳动力是经济增长、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毕业生一味地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