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称谓，指向这样一种判断：仅就一家中国公司生存、发展的战略与管理问题，柳自不缺乏真知灼见，但让他成为中国商界最无争议的偶像级人物的，还有他对宏观环境的理解与应对。如柳氏著名的“拐大弯”理论——看准方向，然后拐大弯，不要临时拐急弯——重点尚不在于拐弯的耐心与韬略，更在于对大方向以及这一方向下种种障碍的关照、体认。
关于此种论述，最好的阐释仍是他的成就。1990年代后期，联想成功改制，当时不乏有人认为，这只应是中关村诸多改制故事之一，但时间证明，即使不能将联想的经验称为独一无二的，也可以说是长期价值最大的。如果没有此前的改制，这之后的分拆和国际化就无从谈起。就像改制的顺畅源于柳对于政策的透彻理解以及相应的审慎行动，联想的国际化路径也是对大环境的周详思辩的结果：它是华人企业中率先展开蛇吞象交易的，但与TCL、明基们不同，柳看透了人才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宁肯将高层管理团队的主导权让予来自IBM与戴尔的团队，且不吝惜将公司总部搬至美国。
柳对于大环境的独特洞见，是这次采访的基础。在“企业社会责任”之声逐渐兴起于中国商界时，除了顺应潮流，每家企业都应思考自己在其中所应扮演的独特角色。对此，柳传志的评论可谓务实且直言不讳。他反复强调：“企业做公益事业，会起一定的湿润社会空气的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作用。我觉得在改善社会方面，需要更好地进行社会和政治上的系统改革。”甚至，即使明确表示联想没有功利目的，他仍不愿否定那些带有功利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企业家。
以下为访谈摘录。
“企业做公益可以湿润社会空气”
GE 触动你开始思考企业社会责任的契机是什么？
柳传志：2002年时，我在公司的全体党员会上讲过一次话，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中国过去平均主义的传统，我们很幸运的成了改革开放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有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发展空间，但是也有一些人就成了改革中的成本。这就像我们上岸了，看见船要沉，一定要把后面没上岸的人拉上去。
而且联想自身也在变化。联想控股在2001年分拆之后就进入到以投资作为主要业务的阶段，这带来了两点变化：一是原来联想集团是上市公司，现在联想控股是一家没有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有很多小股东，你做事情一定要得到小股东的同意，不能妨碍他们的利益。现在我们股东结构比较简单，就更有条件来做我们自己想为社会尽义务的事。二是随着这两年投资项目和房地产项目眼看着越做越好，到了快要结出果实的时候，我们的心里更有数一点。以前在制造业，是一个毛巾拧水的行业，确实对成本的控制是很严格的，现在资金方面逐渐也宽裕了一点。
19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找我谈过一次话。他说香港过去也是一个各方面很不规范的地方，是汇丰银行先要求自己的员工身体力行，比如排队、不随地吐痰、穿西装等，在当时对香港整个社会都有带动作用。当时我们公司比较小，只能希望将来也能成为这样一个公司，就是通过身体力行来影响社会。
另一件触动我的事情是，大概是2001年的时候，我去联想在大亚湾的工厂参观员工宿舍，有个员工的床头贴了一张切。格瓦拉的画像。当时有一部关于格瓦拉的话剧，我没有去看那个戏，但听到的反应是演出时下面有一片叫好的声音——这种声音是以赞扬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为主的。当时我就意识到，在整个社会之中，其实是有不和谐因素的。
GE 你批评那位员工了吗？
柳传志：也没有什么批评，但我回来在公司内部曾这样讲过：我们都是社会改革的受益者，听到的都是关于改革的满意的声音，甚至还嫌改革做得不够，但是忽视了在另外的一些方面，也有意见不同的人，比如说承担了社会改革成本的这些人，他们很值得同情。
GE 企业社会责任这个话题现在前所未有的热闹，你怎么看？
柳传志：今天，中国社会到了一个更加需要协调的时候。在改革过程中，各样规章制度都还不是能够很自洽，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还都不是很配套。一方面，中国社会在往前走，改革开放在往前走，但改革开放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同时需要不断的进行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像我常说的拧螺钉一样，也需要拧拧别的螺钉。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环境资源不可能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以前的发展方式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的问题。还有就是，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突现了出来。
其实致富者是有不同情况的。现在有一批企业家因为被仇视而变得愤愤不平，因为他们觉得在通过自己辛苦劳动每挣一分钱的时候，其实给社会提供了一毛钱的价值，他们解决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纳税，他们不应得到这些仇视。但也存在一些通过不法手段而迅速暴富的情况，这确实会让社会空气更干燥。
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提倡通过发展更好地去解决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要自己格外的自律。企业家的工作主要是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