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IBRD)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它与国际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全球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该书作者章晟曼是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也是华人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职位最高者。在赴任前，朱镕基曾叮嘱他：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他在世行的十年里每天平均工作15—16个小时，管理着3500亿美元的资产。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在精英云集、全球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里站住、站高的全过程，让人大开眼界。
从小科员到常务副行长用了24年
“你是怎么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怎么在那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站稳了的？”……这些年，我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
其实，从我1981年留学回国分配到财政部世行处，我和世行的缘分就开始了，从1981年-1995年的14年间，我从一个跑腿的小科员开始干起，经历了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副执董、中国执董的成长过程，1995年，我正式进入世行管理层，从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熏到2005年底离开，又有足足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我参与并经历了世界银行所有重大改革的酝酿、策划、决策和实施，并目睹它从徘徊的低谷中走出，重新焕发出金融巨人的活力。
当我决定离开世界银行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建议我，把在世行的这段经历写下来，他们说“你的经验，应该给所有想去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借鉴”。
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和世行打交道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了复旦大学。这个意外的机会后来竟然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想要加快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于是决定从上海的应届毕业生中特招200人，保送进复旦等几所高校进行专门培养。随后我又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1978年，我和另外两个学生被分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在麦基尔大学，我选读了经济学。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财政部的外事财务司世行处。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农业项目”，主要是改造盐碱地，世行贷款6000万美元，在当年这是相当大的国际资本投资项目。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开始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
第一次到国际组织工作，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为执董起草发言稿。由于我的努力和勤奋，我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并利用这段时间，在当地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当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时，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纪录。
40岁就成为世行三号人物
1994年11月，奉国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1995年4月，我升为正司级干部。在世行大楼里，在世行执董会中，我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表者。
在世行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副行长级的职位有20个，日常的管理团队有7位，而最核心的执行委员会则有五位，分别是行长、常务副行长、两位主管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一位主管行政的高级副行长。我作为副行长兼秘书长，当时的我尚未进入最核心的执委会。卡基的离职，意味着执委会需要一个新的人物来替补。
不久，行长约我共进午餐，和我谈了关于卡基走后的分工问题，告诉我人事、行政部门的高级副行长将由我来接替。
就这样，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了世行最核心的领导层。在班子里，我刚刚四十岁，服务世行才两年，是世行历史上最年轻的高级副行长，不久之后，沃尔芬森又向执董会提议，除了常务副行长之外，我也可以代表他主持执董会。这意味着，我实际上成为了世行的三号人物。
已经退休的卡基告诉我，是他向沃尔芬森推荐了我。由于多年的交道，他对我比较了解。经过他两年的观察，他认为我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很沉着稳重，敢于做决定，而且来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在我的升迁问题上，卡基等人的推荐和我个人的表现，都是重要的原因，在过去两年里，秘书局的改革、香港年会的成功举办以及协助行长推进改革方案等工作，均给沃尔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沃尔芬森需要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入他的核心团队。在原有的五人小组中，行长和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是美国人，常务副行长是瑞典人，另一个业务副行长是德国人，只有印度人卡基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这样的构成保持着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的平衡。随着卡基的退休，理应由一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选进行递补，在这一点上，我显然占到了天时、地利、人和。
随时做好辞职的准备
沃尔芬森是一个个性更强，很有成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