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接受《人物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法治主义才是未来中国经济主导。
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改革，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我想借贵刊提出一个新思想——新法治主义来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思想的问题无对错。
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
人物周刊：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到现在，你认为公众对你有误会？
郎咸平：公众对我没有误会。这几个月我不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是希望事情能淡一下，需要整个社会的反思。同时，讲句良心话，我也希望专家和学者，发表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批评这件事，也要容许别人来反向批评，这是件好事。我不成为媒体的焦点，总希望让别的人来多谈话，这个讨论才有意义嘛。为什么这么小的事能引起这么大的波动，这绝对不是我个人的魅力，不是我个人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整个社会不安的情绪，这是你们能看出来的。如果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把焦点放在郎咸平喜欢个人炒作，那我觉得真是太悲哀了。郎咸平只是一个棋子，只是一个社会大众发泄不满的出气口而已。
人物周刊：其实你谈到的问题，秦晖先生在10年前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这一次能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郎咸平：其实不只秦晖，很多人也讲过。为什么到今日才引起重视？因为日积月累的结果，到了今天特别严重。我不否认我提出的方法是绝对引人入胜的方法，谈到一个最著名的企业，用案例的方式，说明他们如何转移国有资产。这个方法当然比较符合社会大众的口味。但是这算不算是我个人炒作呢？当我提出这个案例以前，我大概是惟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的人。当时我完全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利益团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完全无知的情况下写了这三篇文章。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类国资流失问题会在社会大众里产生如此激烈的情绪反应，这些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当时甚至认为，写完这三篇文章之后，很可能没有人关注，而且这是很强烈的感觉，因为这只是学术论著。
这次争论不断在无关紧要的地方纠缠来纠缠去，我都听烦了，我都不作回应，你说我回应什么呢？都是无关的事情，有什么好回应的？如果对于国资流失改造，如何增加效率，这是学术讨论，我会回应。结果都不是，你叫我怎么回应？任何一个专家学者发表评论，到最后都要经过社会的检验。那我现在认为是让社会来检验我每一个发言的时候。
人物周刊：这次大讨论，区别于大多经济学家，社会大众、特别是网民给予了你很大的支持，怎么理解这种支持？
郎咸平：这次风潮过了，我有很深的感触。当网友写评论的时候，我很仔细看，我想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水平，大众对这个事情到底认识清不清楚。专家学者的批评我是不太看的，让助理综合一下摘要。比如意识形态方面，郎咸平是不是在哗众取宠，反正都是对我个人动机的猜测，你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但是，网民的反应我非常仔细地看，坦白讲，我很感慨也很感动，我呼吸的脉络和社会大众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社会大众对我理论的了解远远在专家学者之上。甚至当别人批评我时，网民替我回答。批评者说，郎咸平说停止产权改革我们是不赞成的，网民马上说，郎咸平从来没有说过停止产权改革。他们了解得多么透彻，而且透彻到什么地步呢，他的回答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经过这个讨论，我发现社会的舆论走向究竟还是取决于民意，而不是取决于所谓的专家学者。我从来没有对社会大众给予过如此高的评价，但这次社会大众所展现出来的强劲的生命力，对社会不公正的呐喊，以及对强权压迫的反击，让我深有感触。所以，我真正了解了中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更有信心了。有的人说郎咸平不了解中国，他搞错了。了解中国不一定要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是必须对中国做研究。
人物周刊：网友这种一面倒的支持蕴含了什么？
郎咸平：我必须绝对强调一点，我个人的魅力是非常小的。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了不起的贡献，而是社会的不满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爆发的热度。用经济活动中一种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保姆理论”，就能够触动每一个人的心弦，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出自己的判断。说真的，我心里没有任何喜悦的感觉，我反而感到我的贡献可能被夸大了。我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话，一些让人比较触动的话，然后让这个社会产生很大的反思，仅此而已。
人物周刊：整个争论从头到尾，你有没有改变过自己的观点，有没有反思过？
郎咸平：不可能有改变，不可能有反思，这是我几十年学术的积累，做出的结果，怎么会有反思呢？我将来一定会继续坚持我的理念，这不是一个想法。学术观点无所谓对与错，不同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