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不是单单用金钱来衡量的。能够在这个世上对其他需要你帮助的人有贡献，乃真财富
有人说，李嘉诚有两个事业。一个是拼命赚钱的事业，名下企业业务遍布全球53个国家和地区，雇员人数约22万名；另一个是不断花钱的事业，他的投入也足以让他成为亚洲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益慈善家。今年初，在接受香港的《亚洲周刊》杂志的采访时，他甚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李嘉诚基金会称作是心中的第三个儿子。与财富的这两种打交道的方式和态度就这样奇妙地统一在了李嘉诚的身上。
近日，这位华人世界的首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怎么会觉得李嘉诚基金会好比您的亲生儿子一样？
李嘉诚：有一个晚上，我无端地想起来我这个基金会，因而睡不着。世事难料，坐飞机也可以出意外，骤然之间有个疾病，也可以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整晚睡不着。天快亮的时候，我问自己“傻瓜，为什么要这么艰难？”你有这么多不同的投资，你将这个投资的哪一部分给基金会，就当自己有第三个孩子就行，因为如果我多生一个孩子，无论男的女的，我都会分一部分给他。那么我就当基金会是我的第三个孩子就行了。
记者：现在基金会有多大？它是什么样子？
李嘉诚：现在还是个秘密，但是可以讲是相当大的数字。同时，我自己定下一个规则：基金会现在已经有的资产，跟它增长的积蓄是一直不用的。今年它用多少，做多少，捐多少，我今年一年就还给它。就是它做多少，跟基金会现在有的数额完全无关系。在我健康良好的时候，基金会每年捐的钱都是我额外拿出来的。假如今年基金会做10个亿，我就放进10个亿给它。
记者：我注意到，长期以来，您和您的集团，已经为慈善公益事业投资过百亿了，其中很大的成分是放在医疗和教育，这有您的特别的考虑吗？
李嘉诚：有。其实，无论什么国家，什么政策，教育都是最重要的，教育能够令社会进步。而医疗是一种关怀。这个社会如果有进步，有关怀，是好的。如果一个社会有进步，有关怀，你这个社会就非常和谐。
记者：和谐。
李嘉诚：也会理想，充满关心和爱。人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前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够快快乐乐地回想起，这一生虽然人家也为我服务很多，但我也为人家服务不少，那么，你就会真真正正快乐的。
记者：我注意到在您对医疗的投资当中，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让大家非常感动的宁养服务，这个项目您是怎么想到的？
李嘉诚：我在香港有不少朋友因为肿瘤病过世了，过世之前受过不少痛苦。照我看，如果一个女人分娩的痛苦假如是50的话，最痛苦的时候是60，但是这个肿瘤的病症是可以达到100的。我去医院看望这个朋友之后就想，在内地也应该有这样的病症，假如家庭环境不好的话，用什么去关怀他呢？我去跟大学的医学院说，我希望在汕头建试点，如果好的话，两三年之内，在全国推广这件事。他们提议用“临终关怀”，我说这个名字用得不好，你跟病人医疗的时候，说是临终关怀，是不行的。
记者：宁养医疗这种服务，是一个全国的计划？
李嘉诚：是，现在全国共有20家。坦白来讲，这个是完全不够的，就是加100倍，也是不够的。但是，我不能够将所有的精力放在这个问题上，最要紧就是希望大家一道努力，那么这力量就大了，单凭我这个人，是做不大的。
记者：您这个心是无限的。它还有一个样板的作用？
李嘉诚：希望如此。所以，现在我还是鼓励我基金会的同事，他们也真的是尽心尽力，每天工作非常重。我都是告诉他们一句话，用最好的医药，最好的办法，能够送到病者的手里，给他医。我说，假如一个药减轻病痛是90的，价格是50块钱，但是一个可以减轻99，要100块的，我情愿买100块的，就是尽量令病人的痛苦可以减得越少越好，这是我自己心底的想法。
记者：您对教育和医疗这些慈善公益的事业投入这么大，与您幼年的经历有什么关系？
李嘉诚：童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战争期间，我们一家人来到香港，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香港了，于是我妈妈带着我弟弟、妹妹回到家乡去，香港只有我跟我爸爸。那时每天晚上爸爸都会咳嗽。因为爸爸的咳嗽，每天晚上我心里都很难过，但他也根本没有看过医生，等到他自己知道严重了，才联系公立医院。半年后，在医药不够、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他去世了。所以这一段的经历给我非常深刻的影响，就是说，如果有一天，假如我的事业可以达到某种程度，我就要为医疗事业做一点事。要牢牢记住，教育、医疗都是最重要的。教育来讲，我认为自己也幸运，怎么样幸运呢？因为在那一段最困难的时间，我一路都是尽量求进步、尽量抢到多一点学问，到今天这么多年来，是没有一天停过的。甚至旅行，我还是带着要看的书。
我一生中有两个关键时刻。一个是我12岁的时候，一个天真、充满幻想的小孩子跑到香港，见到一个不是我所希望的世界，我转眼之间就变得成熟了，非常努力，不怕辛苦，充满责任感。第二个应该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以说“贫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