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留学人员海淀创业园的办公室里，张平伟向记者说：“在这里每个企业的孵化期是３年，如果３年毕不了业就有点难看了。但我相信到明年我们公司肯定行了。”
张平伟是北京圣比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１９９８年底从日本回国，不久后开始创业历程。
读书花了２３年
“从小学到博士后，光读书我就读了２３年。” 加上中间做了几年的研究工作，当张平伟在日本完成最后阶段的学业时，已是年近四十。回顾这样的人生经历，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从性格上讲，我觉得自己不适合从事专门的理论研究，我得赶紧开始创业。”
１９９１年作为访问学者，张平伟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到了日本，一年多后开始在佐贺大学读“能源与新材料”专业的博士，佐贺大学是日本一所规模相对较小的国立大学。“说实话，到了日本的头３年我想都没有想过要回中国，因为我觉得日本实在是太好了。”在张平伟看来，日本的好不仅在于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繁荣、研究工作条件的优越，还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融洽，他说他在日本７年，没见到一次人们在公共场合吵架。而周围的人对他也是非常友好，甚至有一种特别的尊重，“人家尊重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后台，要说有就是我的导师，而他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教授。在日本期间，我基本上都是在大学和研究所，这样的环境里，大家看的就是你有没有高质量的论文和研究成果。”
为了报考日本科学技术厅３年期的“科学技术特别研究员”（相当于国内的博士后），张平伟的博士论文提前了半年答辩，因为这一职位要求考生的年龄不超过３５岁，而那时他恰恰快满３５岁了。这时张平伟已有了回国创业的念头，除了年龄的原因外，他也渐渐觉得在生活方式、文化背景方面，还是有一些不习惯的地方。他说，如果当时这个科学技术特别研究员没有录取，他肯定就回国了；结果是录取了，但他还是十分犹豫，去还是不去？记得当时回北京的飞机票都买好了，他的导师井上胜利教授在劝导和鼓励他的第三次电话中说：为了你们中国，为了你自己，为了佐贺大学，你还是去吧！
回忆起这样的情景，张平伟有些自豪，他说：“这三个‘为了’我都能理解：为了中国，是因为这一职位是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起公平报考录用，竞争十分激烈、很难考上，面试也是用日语，作为一个外国人能考上应该是一种荣耀；为了我自己，是因为它确实对我个人的发展有利，现在我办这个公司，应用的很多技术都是在这当中学的；为了佐贺大学，是因为我是佐贺大学第一个考取这一职位的人，而且是个外国留学生，这应该也是学校的荣誉。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个‘为了’没说出来，那就是为了井上胜利教授，因为能培养出这样的学生，也是他本人的骄傲。”
于是张平伟又在日本呆了３年。当“科学技术特别研究员”结束后，他３８岁，实际上还有机会争取一种专门针对３５岁以上人员的“特别流动研究员”职位，这种职位期限５年，据说年收入也非常可观。但这次张平伟是铁了心要回国了。１９９８年９月，他开始与国内的中科院联系，最终获得了中科院学科带头人“百人计划”的录用，虽然这一职位提供的工作条件和个人待遇都很好，但他觉得和他的人生定位还是有些距离，所以很快又放弃了这一职位，并开始了创业。
困难比想像的要大得多
张平伟说自己更喜欢做实业，想看看自己“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到底能不能转化成一些对社会有用的、实实在在的产品和财富。加上当时政府、媒体对创业的鼓励和宣传，以及社会上流传的第三、四代企业家的说法，坚定了他创业的想法。在启动资金、股东投入以及借款的基础上，他就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北京创办了圣比和公司，主要产品是锂离子电池相关材料，生产基地设在云南省个旧市。“如果有一天你的手机电池里用的是我生产的产品，我就会觉得我的知识确实是为社会作了贡献。”
但真正干起来后他发现困难比想像的要大得多，企业的生存环境和实验室里是大不一样的。他原先认为，只要保持产品质量和价格两方面的优势，企业经营理所当然就成功了，但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现在说人际关系也是生产力，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讲确实是比较欠缺的，感觉也是比较苦恼的，有时花了精力琢磨还琢磨不清楚，去做也做不好，这些原本就不是我们的强项。”他说自己有时是抱着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做事，但付出了很多，却是什么回报都没有。而最痛苦的是当做一件可能需要时间的复杂的事，一时还不能有回报时，却得不到周围的人的理解。
在“人际关系”方面，张平伟认为在日本的经历可以说是让他变得更“迂腐”了。“我感觉在日本，大家相互间都非常尊重和友好，如果在那种环境中你做了一件不是很好的事，自己都会感到很内疚。
“当然很多自我的东西我一直没有改变，在日本任何时候我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和做中国人的骄傲。”
虽然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张平伟仍坚信懂技术的人搞企业是有优势的。“因为我懂啊，我知道一个项目对我的企业来说是不是强项，我可以分析判断是不是有前景，是不是可行，而不是仅仅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