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重提“工业精神”一时间在商业界掀起了一股“董旋风”。一些企业家开始反思，所执掌的企业究竟属于哪种的企业精神。政治精神？商业精神？社会精神？人格精神？似乎很难断定，就像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一向低调，突然高调与达能玩起了游戏，前前后后给人印象载然相反，又如万科的王石，现在几乎成了人格魅力四射的明星企业家，但他的人格魅力到底能不能或多大程度上助推万科的利润增长，好像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虽然资本多寡与社会责任没有因果和比例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情况下，规模小、现金流少的企业，很难主动站到慈善等社会企业家的层面来，美国企业精神的核心理念很明了，就是自利，意味着自由，意味着自我支配，正是这种不明确要求企业搞公益、搞慈善的政治环境，反倒促进了一批社会企业家的诞生。反观们，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就急急忙忙要让企业家心怀天下，这难道不是一种大跃进吗？
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急速转轨，“原罪”的争论喋喋不休，一些民营企业家即使有着兼济天下的心思，也未必采取行动。所谓枪打出头鸟，谁也不愿去冒险。政商的界线不明，风光的前方可能就是地雷。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变得沉默，在利益清算过程中，沉默是金，沉默的另一层涵义是忍耐。就像冯仑所言，企业家要学会与政治家“同心同德，予而不取”、“非以其无私耶是以成其私”。
事实上尽管由于个人主义盛行，美国很独立，很率性，不受束缚。但是如果他们有一天命运多桀，他们的忍耐力同样持久而且坚毅。不少人认为忍耐才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做企业家未必一定要冒险，但一定要对不确实性有足够的容忍度。
从中国本土实践上来看，清朝的盛怀宣和胡雪岩堪称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过他们是红顶商人。相对应的“反面教材”是顾雏军，到最后的关头，选择的竟然是咆哮公堂，甚至说出一连串有关系的员名字，这一举动无疑是致命的。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最后的“失态”，其命运面临转折的可能性并非为零。
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断言“美国仍将胜出”，原因是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模式、商业惯例和法律体系将会持续性优越，原因是美国人依赖规则和原则框架行事，这使得彼此相互信任。当下的中国是个利益重构的年代，信任的基础不牢固并且具有易变性，加上潜规则盛行，这使得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担忧重重。
可以说，现在我们重新讨论企业精神的话，工业精神也好，人格精神也罢，都是个别企业的特殊选择。对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来说，现在必须锤炼的莫大于“忍耐精神”了。这是在面对利益重构时，一种以退为进的精神重构。当连企业家自己都不太清楚自己处于哪一层精神格子中时，舆论迫不及待地要给他们贴标签，不分青红皂白要举慈善的大旗，这显然是一种托邦式的可爱。
出处：国际航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