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对万钢的任命，是改革开放30年来，第一次由非中共人士担任中央政府正部级官员。海内外诸多政情观察人士认为，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这一任命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反映着民主理念的转变，反映着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的改变。这可能对促进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促进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海内外媒体更多关注了万钢的民主党派身份，却忽略了万钢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背景。事实上，万钢是在2006年12月份才被选举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而作为在德国留学6年，在奥迪汽车公司工作10年的资深汽车专家，万钢的海归派背景，对于这次任命的意义，某种程度上，不亚于民主党派人士被重用在政治改革层面的符号意义。
海归人士从政
这是近30年来第一位在海外旅居16年以上的海归人士获任正部级高官。以往各届政府中，留学归国人员出身的部长事实上也有，如教育部长周济，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刚卸任的科技部长徐冠华等均是留学归国人员。但他们均是在海外留学后立即归国或者短期工作后及归国，基本上属于体制内去体制内回。而万钢却是在海外留学6年，工作10年后才应邀回国工作。这在中国以往的正部级干部任命上几乎没有先例。包括钱学森等长期旅居欧美的科学家，当年归国后也更多的是在科研院所担任领导，行政上最高不过是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像万钢这样海外留学和工作多年的海归人士能担任科技部这样重要行政部门主官，充分说明国家高层对海归人士的高度信任。
这是近60年来第一位由跨国公司经理走上中央部委领导岗位的海归人士。1949年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海归商务人士在中国国家行政系统鲜有立足之地。以往能在中国政坛崭露头角的多是比较纯粹的科研人员。目前，无论是教育部、科技部、卫生部，副部级以上的官员中，很多都是研究专家出生。比如，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很多人均是由大学校长或科研院所负责人岗位上直接晋升到部级领导岗位。
虽然万钢的从政之路与他们大同小异，但与其他海归高官不同的是，万钢在回国前，从1991年1月起就职德国奥迪汽车公司，从最基础的工程师干起，历任技术开发部工程师，生产部、总体规划部技术经理，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是一位真正的跨国公司高级经理。这一履历在现任部级高官中很少见到。据悉，中央高层非常看好万钢熟谙科技、教育、产业发展规律的特长，人们对万钢上任后进一步解决教育与科研实际脱节、技术与经济需求脱节的问题，也充满了期待。
专家治国的新特征
万钢上任科技部部长，是专家治国路线在21世纪的最新表现。自1978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高决策层始终坚持专家治国路线，中国各级政府机构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主要组成人员，几乎主要由各类专家特别是工程技术专家组成，以至于外界有工程师治国之说。
进入新世纪后，专家治国路线的内涵有了新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不少文史政经类专业出生的精英开始走上重要领导岗位，像商务部部长薄熙来，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等。对万钢的任命，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扩大了专家治国的外延。以往走上领导岗位的专家们，要么是中共党内人士，要么是长期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民主党派人士，要么是海外短期留学或工作的留学归国人员；像万钢这样，长期在海外学习工作（16年），回国工作仅7年的民主党派人士，短时间内获得快速擢升，确实表现了新一代领导人在组织干部路线上的大胆改革与创新。
中国海归从政的差距
目前，中国正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正在和国际接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正在当今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也急需一大批优秀的有海外经验的海归回国从政。
据美国汉密尔顿大学（Hamilton College）的中国问题专家李成教授的一份研究，目前中国超过千名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只有60多名有海归的背景，比例不到5%.这和韩国、日本、东南亚以及港澳台地区政府内阁成员中海归占相当大的比例差距还很大，这显然不适应中国与日益频繁与国际交往与合作的需要以及充分应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面。
李成指出：“中国的政治精英的多元化，直接关系到中国是否会形成一个更负责任，更有代表性，多元化的机构。现在海归派从政人数的比率很低，不利于中国多元社会的形成。”
因此，对于迫切希望走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发展路线的中国来说，进一步拓展专家治国的内涵及外延，吸纳更多的海归从政，无疑为国家的创新发展甚至深层次的改革开放，在高层决策层面提供了富有活力的国际化人才支持。
出处：英国《金融时报》
